这篇史学论文投稿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事件——新文化运动,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宪政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
关键词:史学论文投稿,辛亥革命,历史文学
一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殉难。由此,中国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丧失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极度腐败、政体腐朽不堪、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使清政府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在清末十年宪政尝试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写入法典。清政权的统治到底是败坏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况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回应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最终酿成辛亥革命发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自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缓慢却也极其坚定的传播。大小官僚把军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类名词烂熟于心,尽管他们觉得这些词多少有些拗口。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Q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政治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宪政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政治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
二
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国民党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共匪倒成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