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公学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公学地发展得力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校董地推动。以梁启超晚年搭建的“政治—文化”框架为脉络，主张“教育救国”的基本方针，实现了中国公学的大学升格。但其内质化的学权派系斗争，最终促成了私立中国公学困境下的“改朝换代”。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双月刊)创刊于1956年，是全国历史类核心期刊。创刊近半个世纪以来，本刊一直秉承“传播学术薪火，弘扬历史文化”的办刊宗旨，发表了大量学术精品，提携了大批优秀学人，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在全国历史、地理类期刊中，本刊发表论文的被转载量一直居于前列，许多教育科研单位都把《史学集刊》的论文列为核心期刊成果。

　　作为近代早期的私立学校之一，中国公学甚少为人所知，但胡适曾评价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学者在对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考察中，主要以梁启超的中国公学作为切入点，在中国公学校史的“分段”背景下，凸显了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中国公学“政治—文化”的双向妥协。

　　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

　　1905年日本政府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引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的不满，遂决定回国自办学校，“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也”，并于1906年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当时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在《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一文中认为，日本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规程“其精神并非欲拘束清国留学生之自由，不过监督此种类之学校，而以图留学生之利益耳。”反对留日学生冲动返国，且对“中国公学”并不看好。但随着梁启超思想活动的转变，其对中国公学的态度也发生了由关注到加入的转变。

　　1.梁启超思谋社会教育事业

　　1916年，梁启超渐生隐退政治之心，认为“作官实亦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民国五年十月十一日《与娴儿书》)。并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则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与报馆记者谈话》，《文集》卷五十六页六)，认识到社会教育是国家政治转型的突破口，“但是自去冬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和复辟问题等，都与先生有不可解的问题。”最终还是加入了段祺瑞阵营。

　　2.梁启超欧游后办学热情

　　1920年，梁启超同张君劢商量欧游回国后自办大学的计划，张君劢提出意见：“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而此时梁启超在上海中国公学有演讲，以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让“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民国九年三月十四日《申报》)。结束后，梁启超不改想法，“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相助最善”(民国九年三月廿五日《与思顺书》)。4月3日，中国公学常务董事梁乔山病殁，董事会汤化龙、王敬芳等人一致邀请同为研究系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

　　梁启超管理中国公学

　　梁启超为中国公学的发展耗费了大量心血，“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受到同仁称赞，“中国公学者，诸友人精神之寄托者也，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民国九年五月十四日王敬芳《致任公先生书》)。虽然梁启超对中国公学的直接管理只有4年(1920-1924年)的时间，但却解决了很多问题。

　　1.梁启超筹集经费

　　梁启超写信给女儿，希望其帮忙劝捐款，“兹有寄林振宗一信，并中国公学纪念印刷品两册，可交去并极力鼓其热心。”指出“彼若捐巨款，自必请彼加入董事会，自无待言，此外当更用种种方法为之表彰名誉，且令将来学生永久念彼也”。并且提到利益实惠，“林君欲独立办矿，或与国内有志者合办，吾皆能为介绍也”(民国九年七月廿日《与娴儿书》)，即学生丁文江从事地质研究，熟人刘厚生投资办矿。经费一直是中国公学未能解决的问题，后来梁启超以其稿费垫付，“顷中国公学购地建校舍，尚缺数千元。弟寄售之<中国历史研究法>计尚有千余元”(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书》。

　　2.提高中国公学名声

　　梁启超等人积极邀请哲学大家罗素前来中国公学演讲，“顷函商聘请人用何名义，弟复书谓用中国公学名最好，或加入新学、尚志两会亦可”(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致伯祥溯初两兄书》。并于1920年9月以中国公学为大本营创立“讲学社”，“该社名义上仍是私人组织，任公在发起讲学社时，决定不完全依赖政府。”讲学社的创立有其目的，“筹划此事过程中，梁启超、王敬芳等颇有借此为中国公学扬名之意，前揭建议‘以中国公学出面邀罗素’即是例证。此外，梁主张‘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亦见其抬举中国公学之心。”罗素来中国的第一场演讲即在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名声由此打响。

　　3.中国公学改办大学

　　梁启超1920年发布《吴淞中国公学改办大学募捐启》，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公学改办为大学：欧战以后，文化日新，我国民顺应环境之趋势，国民自觉心之发达，一日千里，乃共憬然于学问。基础不植，在个人无以自立，在国家无以图存，莘莘学子，欲求高尚完备之学科，若饥渴之于食饮也。而环顾国中学校状况，欲求一焉能与各国最高学府程度相颉颃者，竟不可得。即有一二较完善者，则大抵在北方，而南方几于阙如。又多属官办，常为政治势力所牵制，不能遂其自由发展……本校既有可宝之历史，有相当之设备，同人等承乏校务，不敢不自勉，决拟于明年为始，改办大学，学科讲座，不求泛备，惟务精纯，视力所届，岁月增廓，图书仪器，广为购储，藉供学生自由研究。

　　但这一计划遭到蒋百里反对，“我辈谈教育亦须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唤起人的研究心，不是仅仅贩卖货物，授人以学，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同时，其亦反对梁启超任校长，“任公万不可当校长……任公惟做讲师，才能把他的活泼泼地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认为中国公学的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民国九年蒋方震《与东荪吾兄书》)。不过张东荪给予了梁启超支持：

　　荪以为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则学生来者稀矣……故办学事，非大家提起兴会，以助长任公之兴会不可。因此弟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而以为应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民国九年十月张东荪《致任公先生》)

　　最终于1922年由教育部准许中国公学商科升格为大学，但梁启超没有任校长一职。

　　4.中国公学学潮问题

　　中国公学1921-1922年发生了“驱张逐舒”学潮，但在梁启超的调节下都得以解决。1920年张东荪“对于政治，厌恶已深，以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将来如有教育事业可为者，弟愿追逐于当世诸公之后。”梁启超以教务长身份将张东荪招入中国公学，进行学制改革，“课程内容逐渐改革，中学实行三三制，商科亦分银行、会计、秘书、贸易各门讲授，以期实用。”并得到称赞“他办学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这话是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

　　1921年张东荪助舒新城进行“新教育”改革，遭到旧制师生反对，引发学潮。梁启超指出，“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处别谋进展，其难亦正相等，天下岂有无风波之地耶?”(《民国十年《与百里、东荪、新城诸公书》)其后舒新城致书信给梁启超，“公学事大体已解决……不再言辞职也……现拟将中学部组织变更，大致仿南开办法，暂分设教务、训育两股，每股由专任教员一人负责，如此对学生处理事务之法人多。”并认为新招教员，“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民国十年十一月廿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党化教育”与中国公学

　　梁启超以政治过渡文化，而最终以文化回转于政治，是社会进化必然的双向妥协，也是历史局势所决定的，但派系斗争下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中国公学面临“被占有”的危机。

　　1.“研究系”学权争夺

　　中国公学最终是以学权掌控作为研究系“派别势力”的，“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民国十年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在公学保息问题上，更将其上升到研究系事业的存亡，“盖公学生命即在六万一事……彼时吾辈在南方，左有自治学院，右有中公大学部，自可与北大、东南鼎足而立……望先生以全力进行，非仅公学生死关系，实吾辈事业生死关系也。”(民国十三年三月廿七日张东荪《致任公先生书》)希望以教育和实业影响政治，“将来的社会中心势力，非托与学者与商人之团体不可……党债保息事，不但为公学生死之关头，而亦我辈对于国家前途所怀抱之成败。”(民国十三年四月四日陈筑山《致任公先生书》)

　　2.中国公学“改朝换代”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张东荪被“目为学阀，加以通缉”，中国公学由国民党掌控，研究系“统治”结束。私立中国公学的沉浮是近代中国教育的缩影，但时代背后不可逆转的新思潮仍促进了中国公学地发展，也有着梁启超等人的功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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