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发表“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

这篇文学论文发表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真实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呢?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来说，对于探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真实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很重要的。
 

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属于什么?是属于历史还是属于文学?这是历史题材创作中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经常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创作的看法迥异。历史学家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历史，既然你要以历史题材为创作的资源，那么尊重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起码的要求。文学批评家则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文学，文学创作是可以虚构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只要大体符合历史框架和时间断限，就达到了历史真实了。由于观点的分歧，历史学家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批评，几乎都是挑剔历史题材创作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病，而文学批评家则在历史真实问题上相对则放得宽松一些，更多地去批评作品的艺术力量是否足以动人的问题。

历史1和历史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已故著名教授朱光潜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甲-物乙”的命题。对于朱光潜先生的这个命题的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1”和“历史2”的理解。朱光潜先生在反驳蔡仪先生的批评时说：“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如何我们把朱先生观点无疑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观点运用于对历史上面，那么很显然，原本的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完全不带主观成分的客观存在，就是“物甲”，也就是我这里说的“历史1”。“历史1”――原本的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存在，由于它不能夹带主观成分，是历史现场的真实，因而几乎是不可完全复原的。特别是后人去写前人的历史，要写到与本真的历史原貌一模一样，把历史现场还原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例如，大家都一致推崇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人，他生活于公元前145年到公元前90年。他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写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所写的是中国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公社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具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也许有二千年左右之久，他不过是把《尚书》中及其简略的记载敷衍成篇，他怎么能写出五帝的原本的真实的历史原貌呢?再以《史记》第四篇《周本纪》来说，当时虽然有文字记载了，但那是大约是公元前1066?-前771年，距离他生活的年代也大约早900年到500年的历史，他怎能把那个时期的本真历史原貌叙述出来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退一步说，就以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来说，他写汉武帝，写李广，写卫青等，但他并非始终在朝，他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被汉武帝贬责，受到了宫刑，几乎成为一个废人，在卫青、霍去病掌握兵权，征讨凶奴时期，他在自己的家乡专心编撰《史记》，消息闭塞，像汉武帝和卫青的对话，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当时获罪在身，大家避他唯恐不及，谁会把朝廷上的谈话告诉他呢?所以他在《史记》中写得那样具体，完全是司马迁自己的推测之辞，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史记》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不是历史本身，仅仅是历史的“知识形式”而已。大家都欣赏司马迁所写的“鸿门宴”故事，这个故事可谓高潮迭起，真是扣人心弦。无论是人物的出场、退场，还是人物的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十分讲究。这段故事不知被多少戏剧家改写成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在这一类描写中，为了突出戏剧性，为了取得逼真的文学效果，为了展现矛盾冲突，为了刻划人物性格，如果不根据史实做必要的虚构，根本是不可能写成这样的。《史记》虽然以“实录”著称，大家一致认为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作品的感染力，他动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司马迁自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代宗师的治史名言，二千年来脍炙人口，这说明一个史学大家必然有他的评价历史的理想的，有他的主观成分。他的《史记》不是完整的本真的历史原貌的记载，是他提供的历史“知识形式”。

所以我们说，那已经无法完全知道的本真的历史原貌是“历史1”，而历史学家记载的史书，那里面的历史事实，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已经加入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的过滤，他褒杨他认为好的，贬抑他认为坏的，鼓吹他想鼓吹的，遗漏他想遗漏的，甚至其中也有起码也有细节和情节的虚构等等，这就是“历史2”。司马迁给我们提供的是“历史2”，不是“历史1”。如果说，“历史1”是原本的历史真实的原貌的话，那么“历史2”是经过历史学家主观评价过的历史知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