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民居立面装饰历史文化要素

　　在对当代中国历史村落民居的立面改造中，如何对传统建筑及群落进行地域性要素提取与再现成为决定改造项目是否符合“原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物质和非物质这两个层面，历史文化要素的地域性关涉到建筑、人文、自然环境等因素。因而，对地域性要素与历史文化要素的分析存在较大交集。自从在建筑中应用了有地域性特征的符号和构件以用来区分标识建筑归属、用途后，“地域性”便出现了[1]。

　　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到，“是不同的地域环境赋予了它们‘与生俱来’的特征”[2]，这是关于地域性建筑最早的描述。在中国民间建筑中，不同地区的民居存在地域性差异。然而当前众多对传统村落建筑存量的更新和改造设计中，对当地民居、村落地域、人文要素的回应多见传统建筑的几何形式、装饰符号的简单复制，造成了乡村存量更新工程品质混乱、风格杂糅等后果。由此，在具体村落建筑的立面改造设计以及村落整体风貌的重塑设计中，设计者应对区域内的传统建筑及群落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地域性要素提取。要素提取的前提是通过大量的前期实地调研和勘察工作，分析和研究具体村落、古镇建筑地域性要素在立面上的呈现形式。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村落民居建筑群立面装饰要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总结和归纳其表现形式。

　　1立面装饰纹样与图像

　　立面装饰可被划分为二维平面形式图纹与三维装饰构件两大类。前者常出现在构件表面，可以通过其纹样的文化内涵、寓意、形式选材、构图、造型手法以及加工工艺等来对其进行分析与特征提取。对于装饰构件的特色提取对应其造型、尺寸以及体量的特征。由于民居建筑中立面装饰集中于入口等位置，相比门窗洞口等建筑立面功能性结构的装饰要素而言，立面其他部位装饰要素在立面改造中获得关注不及前者。然而，立面其他装饰要素亦是对立面其他构成单元的艺术化处理，并从属于这些单元，其中包括立面上缘装饰、立面纹样以及图像装饰以及匾额等。对传统历史村落中单体建筑立面以及建筑群体的组合立面的风格性要素提取，常涉及建筑与使用者的感官联系。除了建筑立面的功能性结构单元，建筑立面的其他装饰要素亦同样是向人的视觉感官诠释给定地域、村落建筑物外在特征、等级与存在价值的感官媒介。鲁道夫·阿恩海姆[3]认为，事物的运动或形体结构与人的心理及生理结构有着某种同构效应。进而可将建筑装饰的属性区分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文化属性以及作为具备一定形式、体量，与空间产生交互作用的空间实体的物理属性。以下将从立面装饰纹样与图像两方面，分析其文化属性和物质属性，为提取其历史文化要素提供依据。

　　1.1纹样与图像的文化属性

　　汉民族聚居地区的民居尤其是乡村民居建筑群中可见的建筑装饰语言在其文化属性上与中原汉文化中儒家礼乐文化呈现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其形式语言常具备吉祥寓意、教化寓意及社会等级性等暗示。传统村落民居的立面装饰纹样与图像体现在装饰语言上既有地域性差异，其意涵上亦呈现一定的趋同。以徽州传统民居雕刻常用的纹样和图案为例，不仅有万字纹、如意纹、暗八仙等传统纹样，亦有龙、狮、鹤、鹿等祥瑞动物图案以及牡丹、石榴等吉祥寓意的花卉瓜果图样等。以徽派传统民居常见的木质撑拱为例（图1），鹿鹤同春的雕刻题材与“六合同春”的谐音有关，配景有花卉、云纹，寓意六合八方同享春景。此类传达“瓜瓞绵绵”“福禄寿”等题材的纹样装饰是其文化属性的具象化体现，即村落居民对繁衍、长寿、安宁等方面的渴望，而这些题材在其他历史村落民居中亦常见。民居中装饰图像具有情节性、教育性、场面复杂的特点。亦由于这些功能，图像装饰较之于纹样，在立面装饰中占比例较多。“二十四孝”题材的装饰纹样体系在窑湾古镇民居建筑中占多数，这与装饰图案的文化属性不可分。汉族传统民居受中国传统社会礼教习俗的影响较深远，孝悌图样是各地立面装饰中常见的主题，是汉民居装饰图样中具备跨地区共性的装饰。对照江浙、山西、安徽、广东潮汕等地区的传统民居的装饰图样，可见其中二十四孝图像在人物、动植物的构图上相似性较高，各地差异常在其所处的立面位置与各地工匠的加工技艺。此类图样的创作往往基于若干个凑合成系列的故事展开，并以此规定其中人物数量、神态、站位、服饰以及整体场景等（图2）。其中被艺术化处理的人物故事被重复使用而鲜见变更，从侧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社会的一些特定的价值导向。深挖各地民居的营造过程本身对装饰要素的特色提取的影响，与深究其图像内容一样具有价值。各地工匠对装饰图像的诠释过程，在反映其文化背景的同时亦是对各地工艺、材料的回应。

　　1.2纹样与图像的物质属性

　　民居建筑的地域特色除体现在其文化归属，同样体现在其物质属性上。装饰要素本身依附于建筑本体，其物理形式受制于建筑实体、空间以及造型三方面，是以装饰的本质特征亦可归纳为前三者的有机统一。对于传统村落民居建筑而言，其立面装饰要素有以下三方面物理属性：造型-效用的同构关系、纹样受制于造型、工艺,材质-空间的相互适应。首先是装饰构件与相应功能的适应性。此处关注的是装饰构件作为建筑整体的一部分而言，装饰构件形式兼顾材料、结构和工匠技术的视觉呈现以及构建本身强度和使用效果。由于各个地区工匠固有价值和审美倾向，在其对装饰构件加工时常先考虑建筑整体的建造和功能需求，而将装饰构件的艺术化处理置于次于建造的优先级。例如窑湾古镇传统民居中，立面出入口及室内的隔扇上部为通透的锦文格，下部为密闭裙板，兼顾了采光通风与隐私保护两方面的需求。其次是纹样适应于构件本身造型。建造时，装饰构件常适应于其空间功能性质以及所在位置。如处于较佳视觉位置的装饰构件纹样较丰富，其中内容和工艺水平也是工匠极力表现的。在沿街建筑立面上常可见装饰构件集中在仰视角度30°~45°范围内，常见的如雕琢繁复的雀替。再次是装饰构件所用材料与建筑空间的相互适应。建筑立面装饰材料受自然风化的影响较大，因此各地历史民居中多使用强度适宜的材料。如浙江温岭地区石屋石材强度高，且当地工匠具备较高石材加工技术，室外装饰材料常可见易于加工的石材镶嵌在作为建筑砌块的石材中作为装饰，如文字雕刻、雕花柱础等。广东地区历史村落中常可见砖雕，一方面，其质地较之石材更加柔软易加工；另一方面，砖雕受建筑等级制约较小，加之砖雕与砖立面具备更高的相容性。在大多数民居建筑中，立面上使用木雕的做法比较少见，其中镶板类木雕则更鲜有在建筑立面上使用的例子（图3）。

　　2立面上部及屋顶构件与装饰

　　在传统村落的街巷空间中，沿街建筑立面的上缘通常位于视觉仰角30°～45°的区域内。立面上部是行人视线较集中的范围，同时亦包括民居建筑立面的边界，如屋脊、檐口等位置。这些位置处于物价体块的末梢，从屋架整体结构上看属于不同方向的受力构件的交汇处，如屋脊的两端，构件的结构性能在物价整体性中属于重要环节。传统工匠在建造实践中，对房屋立面上缘的许多构件均有艺术化的加工，如将屋脊端头的石块制成兽头，屋脊上扬部分用曲线延伸，使屋脊曲线整体呈现两端上升的动态。对于檐下以及上墙的上缘，亦可见雕琢反复的樨头等。在具体村落中，对应不同的民居风格，其立面上缘的装饰和构件呈现不同地域之间建筑的物质属性以及历史人文属性的差异。对于民居建筑地域特色的信息提取，可从观察和分析其传统民居立面上缘的装饰和构件做法以及审美倾向入手。以下将从具体的几种立面上部及屋顶构件与装饰为切入点，分析其地域性特征的呈现。

　　2.1正吻

　　正吻位于坡屋顶建筑的屋顶正脊的末端，其原型为联系屋脊与屋面，并加强屋面木构架结构整体性的补强构件。随历代工匠实践，其装饰作用愈趋明显，其造型以兽头为多见。在民居建筑中，对兽头造型重于体量和轮廓刻画，其细部的装饰纹样较少。不同地区民间匠派对正吻的装饰与构造存在细微差异。如山西民居和徐州民居的正吻做法，差异常见于兽头造型和局部细节处理上。北方的官式建筑中常见有龙、螭吻造型，这在部分北方民居建筑中亦可见（图4）。相较之下，南方民居正吻样式更多、造型更自由，这与南方建筑受官式建筑样式影响较小有关。南方各地民居中可见正吻龙尾在下、龙头上仰，亦可见龙首居下龙尾外翻。以潮州民居为例，可见完整的龙造型，这些造型或盘曲或舒张，造型活泼生动且颜色丰富。江浙沿海地区一带的民居建筑中正吻多见鸱吻或鸟头，后者以喜鹊造型为多，亦可见较特殊的造型，如戴胜等（图5）。有学者认为窑湾地区民居继承山西民居的装饰造型，然从细节处可发现，当地工匠亦对因袭的形式作了相应改动。该地区的民居中屋顶正吻的造型兽头相较于山西传统民居的吻兽鳌头无角，尾部鱼身以几何形体简化，整体成凤形。对于既定形式构件的改造和装饰，尤是装饰纹样造型、题材、雕刻手法等，均是该地区民居建筑地域性要素的体现。

　　2.2悬鱼

　　在悬山、歇山式建筑中，悬鱼位于搏风板下方，垂直于正脊，山花是悬鱼的变形，被称作“砖雕悬鱼”。中国传统建筑受五行之说影响较深远，其中水火相侮，因此悬鱼具备类似防火的寓意；另鱼娃多产，是以鱼形作为装饰亦有多子的寓意。在硬山式民居中，少有悬鱼而多以砖雕山花形式出现，多以砖砌浮雕镶嵌在硬山式屋顶山尖处。由于其在建筑立面上位置较高，具备一定观赏性，砖雕山花样式常显示主人地位和品位，亦是当地匠派和民间审美趣味的部分体现。以窑湾古镇的徐州民居为例，其山花与山西平遥民居山花形式相类似，多见圆雕手法呈现的高浮雕，可呈现多种光影变化，立体感较强。平遥及周边地区的民宅中山花形式则多见花穗，形似悬鱼而同有多子的寓意。扬州地区传统村落民宅中的山花镂空较少，更类似于山尖处的纹样铺装，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而光影和立体感较之前两者较弱。温岭石塘地区的石屋建筑中也常见山花造型，而此处多以烟炙砖空砌，鲜见雕刻等装饰。胭脂砖本身色谱饱和度较高，与石屋维护材料的石砌块形成对比，亦具较强观赏性。

　　2.3樨头

　　硬山建筑山墙侧面位于拔檐砖和连檐之间的戗檐砖，称作樨头，可见较多雕刻，在福建闽南地区亦有“水车出景”的提法，其中“景”特指雕刻饰面。樨头位置处于隔扇或槛窗立面两侧，突出于整体立面，亦有学者认为樨头的最初形式为木结构在檐下的延长部分。是以在传统民居中，尤其是南方工匠多重于樨头装饰，且以浮雕为主。对照南北方传统民居的樨头装饰，北方山西民居与福建、广东的南方民居均有极复杂的樨头雕刻。亦有介乎其间的一些地区将樨头装饰的优先置于里面其他装饰之后，如徐州与江浙地区的某些传统村落民居，但樨头装饰仍是立面上边缘装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户部山古民居中樨头装饰为例，其雕刻与平遥民居的樨头雕刻相比刀工粗放，且肚兜部分雕刻较多，曲面部分体量较大，而户部山民居有鲜明的徐州民居的地域特色，其樨头做法兼具南北民居建筑的特点：上部为3～5层盘头，戗檐砖只为一层砖。北方民居，如山西民居中常见的有盘头枭混下部嵌入挑檐石的做法，挑檐石正面多有曲面形式与盘头的枭混部相联（图6、图7）。此类做法兼具联合曲线语汇与支撑盘头加强墙身整体性的作用。南方民居中，如广东的沙湾古镇民居中可见盘头的枭混下嵌入印子石，同样承托盘头且加固墙身。户部山民居的樨头做法在肚兜处为平直的，并无对曲面的呼应。结语以上可见，历史村落民居立面装饰的地域性是对该地区建筑资源带有地域特征的具象表达，同时也是对当地建筑材料物理特征、人文属性的本真呈现。历史村落民居立面装饰的历史文化要素包括两方面体现：其一是传统历史村落社会承载的，以村落居民集体记忆与生活、劳作成果为基础的“文化”特质；其二是在该具体村落社会文化背景下以及特定的村落生活情景中所触发的、以村落居民个体体验为载体的“情感”属性。传统村落建筑立面装饰的历史文化要素是村落建筑地域性表达的重要环节，此处建筑的地域性表达，与诺伯格·舒尔茨在《西方建筑的意义》一书的前言中，从现象学的角度强调建筑的表意功能有关[4]。反观当前的历史村落建筑改造，对于立面装饰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整体改造前村落中传统建筑装饰要素基本失位，由于现代建筑对传统装饰要素的不兼容与工匠在建造时对传统要素的漠视，在现代建筑作为主流民居增量的传统村落中沿街立面的整体呈现出杂糅的立面风貌。由于现代建筑材料与建造方式的介入，村落增量呈现同质化，并置的新旧建筑未能体现村落文脉和建筑风格的历时变化。为改变新旧建筑风格杂糅，缺乏整合的状况，对传统村落建筑立面装饰历史文化要素进行分析和提取，以弥补现有历史村落建筑改造中立面细部装饰元素的缺失，对于历史村落建筑的更新而言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育林.地域性建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124.

　　[2](荷)利亚纳·勒费夫尔,亚历山大·佐尼斯.全球化下的地域主义建筑——扁平世界的山峰和谷底[M].黄卿云,孙昱晨,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2.

　　[3](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188.

　　[4](挪)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M].李路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07.

　　作者：陈展樑 宣建华